揣緒緣線

        四年多前，曾於網誌探索過愛爾蘭作曲家Sir Charles Villiers Stanford（1852-1924）的數首協奏曲，然而，當時的探索仍有遺珠，尤其是這張小提琴協奏曲，曾經或有所感，但未集中心力付諸書寫。也不知歲月遷延多久，再次聆聽Stanford，已然是多年之後，然而當初探尋所激起的火花，依然餘溫不息。

       既以小提琴為曲目要角，則Stanford與小提琴大師姚阿幸（Joachim,1831-1907）深厚的情誼，遂成為隱藏在樂曲背後的人情遷繫。這還得從Stanford的老師Richard Michael Levey（O'Shaughnessy ,1811-1899）談起。他從1852年開始，於都柏林組織一個古典四重奏團體，並進行音樂會活動，直到1871年間不定期演出。在最後的三年期間，由小提琴大師姚阿幸帶領此團體。1860年，Stanford由於拉得一手好琴，被引介至姚阿幸面前表演，但還不到十歲的小小演奏家，在享譽全歐的大師面前怯場啼哭，此事遂不了了之。但當Stanford之音樂涵養隨著年齡增長而日益成熟，且姚氏又有不定期拜訪都柏林的需求，在多次親近下Stanford亦深受影響。同時，Joachim也對這位才華傑出的後輩，甚為關心。Stanford能於1874到1876年間到德國深造，Joachim的推薦與促成是其主因。且姚氏不滿萊比錫的Carl Reinecke（1824-1910）對Stanford之教導，堅持讓Stanford改至柏林與Friedrich Kiel（1821-1885）學習。1877年，劍橋大學頒授布拉姆斯與姚阿幸榮譽博士，布拉姆斯並未前往。姚阿幸與Stanford則參與1877年3月8日舉行之音樂會，曲目包含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、巴哈小提琴曲、布拉姆斯命運之歌、第一號交響曲（此次為英國的首演）以及姚阿幸為此音樂會所譜寫的樂曲等。此後，兩人的友誼日篤，直到姚氏過世前，皆有通信往來。1889年元月，Stanford能於柏林舉行全場演出己作的音樂會，也要拜Joachim與畢羅（Hans von Bülow ,1830-1894）之支持。這場音樂會大獲成功，Stanford在籌備音樂會之曲目時，在前一年便有構思一首小提琴與樂團的組曲，題獻給姚阿幸之想，兩人通信往來後敲定，由姚氏於該場音樂會中演出，Stanford並將樂譜寄給姚阿幸參考指正。此次首演後，Joachim還於1889年二、三月、1892年三月於不同音樂活動中演出此曲，成為Stanford與Joachim交誼之見證。

       此首組曲，曲風雖具浪漫精神，但樂章之構思、安排卻取自巴洛克舞曲，而有新舊融合之面貌。此曲一方面能展現Joachim深受巴哈以降小提琴傳統之古典影響（姚氏在音樂會中喜歡拉奏巴哈無伴奏），同時又能展現浪漫時代以後小提琴精湛超絕的技巧。整曲的高潮於第五章展現，其餘的樂章則以典雅抒情和細緻吟詠取勝，曲風從第四樂章後開始轉變，營造更具張力的氣息，匯聚於最後一章，則是動態動勢十足的舞曲韻律，可讓小提琴家淋漓展技，暢快揮灑。

       Stanford於1899年十到十一月間譜寫小提琴協奏曲，題贈給他的同事，西班牙小提琴家Enrique Fernández Arbós（1863-1939，他是西班牙著名的小提琴家和指揮，其小提琴分別與Jesús Monasterio、Vieuxtemps、Joachim學過，並曾帶領過柏林愛樂。1894年以後擔任倫敦皇家音樂學院小提琴教席。他對Casals有所影響）。身為指揮，Stanford指揮過浪漫時期許多重要的小提琴協奏曲，如史博、孟德爾頌、布魯赫、布拉姆斯、聖桑、姚阿幸、Vieuxtemps、Alexander Mackenzie（1847-1935）等，這些前輩或同代作曲家的影響以及浪漫精神，早已浸潤於Stanford的血脈中。此曲於1901年三月在作曲家的指揮下由Arbós進行首演，1904年十月由小提琴巨匠克萊斯勒演出，第三次演出則是由美國小提琴家Achille Rivarde（1865-1940，他是Wieniawski和Sarasate的學生）擔綱。Stanford過世前於1918年七月最後一次聽到此曲，是由Margaret Harrison（英國Harrison四姊妹之老么，四姊妹各自精擅小、大提琴，活躍於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樂壇）演出。兩首樂曲中，小提琴協奏曲以其細膩抒詠和壯闊情境讓人流連忘返，尤其第一樂章融深厚與綿延抒情於一體，以及第三樂章深具愛爾蘭民歌韻味之律動，最具特色。尤其聽熟第一樂章，便會發現樂章伊始所鋪設埋藏的主題動機，已分別透過弦樂撥奏和小提琴線性歌詠的旋律，如針線裹緒絲般蘊蓄於開端，如不仔細諦聽，很容易忽略。而一旦揣緒緣線，便能體會作曲家樂思展開、交錯變化之機心。因而，此樂章從一開始到1分12秒樂團齊奏之時刻，不斷摸索暗示、蘊蓄力量，終至氣勢浩大地展開，如流水沖破堤防而能鋪展流衍於平原沃野，蔚成一勁建開朗之動勢，如果跟隨音樂行止，心境也能因而朗暢提升。此處的開展，尤其在六七分鐘之間的重現（由5分52秒之撥奏預示），是最精彩而讓人一再留連不捨的壯闊伸展。而在此齊奏後，則進入一段小提琴綿長吟詠、纏綿悱惻的抒情刻寫，或稍嫌叨叨絮絮了些，但仔細感受小提琴流轉自在、恣意揮灑，無疑是既抒情又能觸動人心的。此曲基本上便是由此兩種相互映照的特質交錯延展而成。雖無孟德爾頌、布魯赫、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更為簡潔精練的主題魅力，然而Stanford開展了浪漫時代小提琴協奏曲內向掘深（又能兼顧外在張力的氛圍）的一面（更接近布氏協奏曲之精神意趣），其音樂實有值得細細品賞之必要，在英國作曲家之中，並不會比艾爾加秋意蕭瑟之作更為遜色。可惜Stanford過世後，此曲便湮滅不彰。

        第二樂章的綿長歌詠，也是Stanford協奏曲中最幽深而細膩的樂章，但作為慢板樂章，稍嫌冗長而不夠精煉，不過其中段幽邃深沉之境所蘊含的張力，及後半孤絕感揮之不去的冷寂，都讓此樂章非初聽一兩次便可牢籠收編。第三樂章之活力和民謠律動，以跳躍愉悅的Gaelic歌調變幻色澤、輪旋律動，提琴音色躍動如珠玉般燦動，但又維持某種節制從容，服膺於樂曲所蘊蓄的抒情性，而不是粗豪粗俗地展技，不求感官炫目的耀眼，卻自有絕技香自苦寒來的內在清剛之力量。這也是Stanford音樂之特質所在，這是浪漫時代最精醇精粹的美好，始終不流於自怨自艾或自我張揚的浮誇，始終真誠地面對著人性內在，堅持某些準則，以及對美的信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