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首英國鋼琴協奏曲

       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英國，由於幾位鋼琴大師如Clementi（1752-1832）、Moscheles（1794-1870）、孟德爾頌（1809-1847）、Thalberg（1812-1871）、李斯特（1811-1886）、蕭邦（1810-1849）的陸續造訪，帶動鋼琴音樂以鋼琴協奏曲類型的風行，讓英國本土作曲家諸如Cipriani Potter（1792-1871）、George Macfarren（1813-1887）以及William Sterndale Bennett（1816-1875）等人，也開始譜寫鋼琴協奏曲。

        這股潮流在1830到40年帶間達到頂峰，其後則衰退，一直到十九世紀末，繼續譜寫鋼琴協奏曲的英國作曲家，舉其要者有Sir Julius Benedict（1804-1885，德國出生歸化為英國籍，其作的德國風影響了Parry1869年的少作）、Hubert Parry（1848-1918）、Frederic Cowen（1852-1935）以及Stanford（1852-1924）等人，Stanford曾在1873年留下一首降B大調的鋼琴協奏曲少作，但由於作曲家轉向弦樂協奏曲的譜寫，此曲而被擱置一旁。Cowen與Stanford的作品，可說承接了自貝多芬到Moscheles、胡麥爾（Hummel，1778-1837）、蕭邦、舒曼的德國鋼琴協奏曲的傳統。

        Parry曾想到維也納與布拉姆斯學習，但最後放棄，而向當時如日中天的演奏家Edward Dannreuther（1844-1905）學習。Dannreuther出生於德國，其父親經營鋼琴製造業，他不顧父親的的安排而執意到萊比錫學習音樂，師從Moscheles與Hauptmann。他在英國文學家、樂評家Henry Chorley（1808-1872）的賞識下被引薦到英國舉行蕭邦鋼琴協奏曲的首演，而大獲成功，之後又陸續演出貝多芬第四號、李斯特一、二號、葛利格、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鋼琴協奏曲。他對柴可夫斯基作品的修改建議，被作曲家納入作品中。而Dannreuther同時也是倫敦華格納學會的推手，推廣華格納音樂不遺餘力。Parry接觸同代音樂而打開嶄新的眼界，Dannreuther的教導功不可沒，讓他得以鑽研貝多芬、李斯特、華格納、布拉姆斯的作品。Parry由於參與Grove編纂字典的行列，而廣為音樂界所知，也在Grove與Dannreuther的幫助下發表作品。

        1878年到1879年完成的鋼琴協奏曲，於1880年由其師Dannreuther擔綱演出，並大獲成功，飽受稱譽。Parry之後在Frederick Corder的建議下修改裝飾奏，讓其更簡鍊。Parry此首協奏曲，承繼浪漫時代鋼琴協奏曲的傳統，展現出恢弘的大格局、和聲的變化、曲意與結構上的創意，在流動順暢的音樂性中，注入寬廣深厚的戲劇張力和迴轉跌宕的抒情性。雖然在初聽之時不如同張專輯中Stanford之作般耀眼明暢，但卻更具深入咀嚼的魔力。尤其第二樂章，在曲意的寬厚和情感的深沉上，都有迷人的一面。

         Stanford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乃是受Leonard Borwick（1868-1925）委託而作，Borwick是克拉拉舒曼的學生，他在英國演出舒曼的鋼琴協奏曲，在維也納演出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而打出名號。此首協奏曲在曲風上，力求避免厚重的史詩精神而歸向于清淺流暢，可能受到聖桑影響（1893年Stanford擔任指揮，與聖桑一起演出聖桑的協奏幻想曲「非洲」，1894年完成這首協奏曲），然而此曲1895年首演時卻與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同台演出，這更輕薄的曲風，自然引不起聽眾的注意。最後在1897年在Borwick與Stanford的合演下獲得聽眾熱情的歡迎。然而自從1916年Stanford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問世後，此曲就被其光芒掩蓋而歸於沉寂。這首樂曲比之Parry深沉寬厚的浪漫派協奏曲風，更顯得明朗暢快、愉悅鮮明、光彩燦爛，也因此第一次聆聽就吸引我的注目。尤其第二樂章溫潤綿延的抒情靜謐感，淡雅宜人，自有其夢境淒迷的惆悵閑情可以盤桓。而Parry鋼琴協奏曲的大氣精深，則需要更多心力的投注方能合拍，但聽久了反而更有味道。

        以下聽的是Parry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片段